阿斯伯格综合征名人的社交障碍

世界上有许多阿斯伯格综合征名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他们的社交障碍仍带给他们许多痛苦，比如美国的天宝·格兰丁。

阿斯伯格综合征女孩天宝一直渴望在学校里能有朋友。但她的说话和行为方式却似乎疏远了别人。虽然别人羨慕她的智商，却从未将她看作是他们圏子中的一分子去接纳她。在其他孩子之间发生的一些事，一些转瞬即逝的、微妙的、不断变化的事情——意图的沟通、协商、理解的速度都是如此的惊人，以致有时她甚至怀疑他们都有心灵感应的能力。而她现在才意识到这种社会性信号的存在。

有人可能认为，同伴团体在加剧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社会性孤立方面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同龄人如何诠释和响应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的社交、沟通和游戏行为，深远地影响着这些儿童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接纳，还是被拒绝，或者被忽略。同龄人对这些儿童表达其兴趣和意图的这种细微或古怪的方式缺乏理解，扩大了他们之间已存在的差距。有关阿斯伯格人士经历的个人记录和研究文件，揭示了他们因童年时没有参与过同伴的游戏，也没有跟同伴建立友谊所造成的那种困苦和绝望。

另一个阿斯伯格综合征名人唐娜・威廉姆斯通过自己童年游戏的个人记录描述了这种情形：

“别的孩子都在一起玩老师和学生、爸爸和妈妈、医生和护士的游戏，还一起跳绳和打球或交换卡片。我也有交换卡片。在我搞清楚应该跟他们去相互交换卡片，而不该把卡片赠予他们以前，为了交朋友，我把所有的卡片都给了他们。我常常独自玩耍，攀爬单杠，翻看我的卡片，爬树，将花瓣扯掉，盯着太阳一圈又一圈地旋转，然后我就倒在了地上，看着世界围着我旋转。我热爱生活，却极为孤独。”

“我连续数周在学校兜着圈子，问我所碰到的每一个人是否愿意做我的朋友。最后，我放弃了。在学校的一个角落里，我靠着栏杆，坐在地上。几个月后，有两个女孩子决定允许我跟她们待在一起，但她们谈论的事情却让我厌倦。我从精神上跟她们疏远，很快，她们也疏远了我。在此之后的一年中，我陷入深深的沮丧。虽然我回到了从前的学校，但却徘徊于那些试图容纳我的任何团体之外。我不再有笑容，那些容纳我的努力只是让我受到更多的伤害，泪水静静地从我的脸上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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